简介

一个人的智力发展轨迹是很难得到扭转的，而人的IQ水平从其青少年以后就再也不会有什么变化。关于IQ问题，本系列文章暂告一个段落。希望全面接触了解IQ问题，希望对自己的成功及子女教育有更客观认识的读者，可以将该系列的文章耐心、认真地多读几遍——尽管有些吃力，但相信会有实质性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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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人们在g的作用问题上所取得的发现毕竟是通过前人的基础研究工作总结出来的，而这些研究工作只是在有限的社会环境条件下开展的，也就是说，相关研究工作都是在发达国家里开展的。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包括现在，主导发达国家的社会条件、经济条件与政治条件是可以为社会个体实现最大限度的个人自由服务的。所以，现在还不能断定在发达国家所发现的现象，是否也适合全世界的所有人口，不能断定在这个不断发展的世界里，这些现象是否也适合最发达或最不发达国家的情况，更难以断定那些生活在人身自由受到很大限制的政体里的人们的情况。现在还没有人知道，在不同的社会环境条件下、在不同的时代、针对不同的人群所开展的研究工作，还可能发现什么新的现象。

但是，我们确实已经很清楚的一点就是，不管人类自由程度和技术发展程度有多高，对于那些学习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控制复杂局面的能力低于一般水平的人而言，人生就如同一场登山攻坚战，很不容易。我们也很清楚的另一点则是，一个人的智力发展轨迹是很难得到扭转的，而人的IQ水平从其青少年以后就再也不会有什么变化。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人们也曾试过利用教育手段或训练手段来长久地提高g水平，可这些努力最终都以失败告终。迄今为止，也还没人找到可靠的、符合伦理道德的手段以提高g水平，或者让大家的g水平处于同一水平线上。

有些研究人员还提出所谓的“生物干预”手段去提高人类的智商水平。例如，他们就认为，在日常饮食中添加维生素的做法可能比单纯的教育手段更有效。科研人员之所以提出这种办法，是有一种假说，认为在20世纪期间，由于发达国家的营养状况得到改善，使平均IQ水平和平均身高都出现不可思议的提高。至于IQ水平的提高是否就能说明g水平的提高，或者是否由于人们对智力水平的要求或标准不够严格而使IQ水平表面上看起来提高了，或者仅限于某些特定方面有所提高，等等，科学家还在进行剧烈的争论。但不管实际情形是什么，人与人之间的智力差别始终存在，而机会均等与结局均等之间的矛盾也依旧没有得到解决。人们只有接受智力水平存在差异这个残酷的现实，才能找到人性化的办法来解决由于这个普适性智力水平的差异所带来的各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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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本文详细描述了各种智力水平的人群的生活、工作、成败得失等普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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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与遗传及生理存在关系的证据，虽然有力地支持了“普适性智力确实存在”的理论，但仍不足以让那些与智力测验唱对台戏的言论销声匿迹。怀疑论者认为：即使确实存在这么一种普适性的客观实在，可它毕竟没有多少内在的功能价值。其之所以“重要”，不过是那些很在乎它的人的一厢情愿罢了。例如，只要还有人热衷于继续用IQ把 学生和打工族强行分成三六九等，给他们贴上智力标签，甚至以此为依据来安排工作岗位，那么，IQ自然“很重要”了。到底该如何恰当运用智力测验成绩？这确 实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严肃问题。近几十年来，人们围绕此类问题开展了大量的科学研究。这类科学研究都表明：尽管IQ成绩有被滥用的情况，但IQ毕竟测出 了某种客观能力，这种能力实际上也影响着各种各样的业绩或成绩，并进一步影响到人生的其他方面。IQ成绩本身是客观的，和主观上怎么解释、怎么应用无关。 这类研究还可表明另外一点，那就是智力测试对所有在美国土生土长、以英语为母语的人而言，都是公正的，没有任何偏颇。

智力就 象我们处理一些复杂问题的能力一样，能够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只要我们想到这一点，就不难明白其重要作用及其在实际工作中的重要性了。例 如，孩子一旦进入学校，就总得接触各种各样的作业，而教育的首要任务就是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抽象思维能力。如此一来，我们便不难理解IQ为 何能成为一个可反映和预测学生学习成绩及其差异的良好指标。同一个学生在几年时间内的若干次IQ成绩的平均值与其在相同时期内参加各科标准化考试的成绩的 总平均值之间，就存在极其密切的相关性（可比性）。学习成绩好的学生，对教材的掌握和理解能力，往往都是差生的很多倍。很多相关研究可帮助我们对优生和差 生之间的差异进行定量解释。例如，1969年，美国人力资源研究办公室在美国军队中开展一次调查，结果发现：在能力水平分布表中属于最差档次（共划分5个 档次，每个档次各占新兵总数的20％）的新兵，他们通过最基本的军事作业考核（如枪支安装、信号监测、战斗组织等）所需要训练和指导的总次数，要比良好档 次的新兵多出2－6倍。学校对学生的相应考核情况也与此相似：成绩提高快的学生与提高慢的学生相比，速度差别往往都是5:1。

IQ测 试题目中确实包含很多学术性知识，而IQ测试成绩高低与学业成功与否两者之间又存在密切关系，于是就造成一种错觉，以为g只能反映学习成绩，是很狭隘的。 可是，普适性智力因子其实也能预测工作业绩，并且在很多内容复杂的工作业绩的预测方面，它甚至要比其他任何单独指标（如教育水平或工作经验）更能说明问 题。20世纪80年代期间，美国军方为改进征兵办法和训练程序，搞了一个代号为A的军事项目，结果发现，普适性智力因子与九大军种（其中有步兵、宪兵及卫 生兵等）的技术水平及军人生活技能水平的关系也极其密切。在非军事领域开展的研究工作也揭示了同样的关系模式。此外，结合某些人格特征（如自我意识等）， 也有助于更好地预测个人的工作业绩。但假如结合的是其他专门的智力性成绩，如数学考试成绩或语言表达能力成绩等，帮助就不大。（这充分说明，）智力测试成 绩在职场方面的预测价值完全植根于g指标，而且所预测的工作的复杂性及成就水平越高，g用于预测工作业绩的价值也会相应提高。

在军事领域及民事领域所开展的相关调查研究工作已长达半个世纪，把这两方面的成果结合起来，就可绘制成一张以IQ水 平为横坐标、以职业机会为纵坐标的相互关系图。IQ值处在前5％的成年人（IQ值≥125），实际上都属于自学成才者，而且没有多少职业是他们的智力所不 能胜任的。IQ水平一般的人（介于90－110之间者），在很多种职业中都不具备高度竞争力，在属于管理性质的很多职业方面也大致如此，但这些人通过简单 培训就能胜任美国现有经济水平的大量工种。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智力水平处在最后5％的成人（IQ≤75者）培训起来相当困难，在任何需要发挥个人能力 的工种方面都毫无竞争力。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那些IQ低的新兵军训工作很难完成，结果美国国会只好禁止征用智力水平属于后10％的新兵（IQ低于 80者），而在现今的经济领域里，已经没有任何一家公司或机构愿意聘用智商低于80的员工。现行的征兵标准也把IQ低于85的个人排除在外。

g在反映工作业绩方面的重要性就和反映学业一样，与工作性质的复杂程度有关。由于不同的职业所要求的工作复杂性差别很大，因此，一旦职业难度的要求提高， 那么g水平高就更容易成为一个人的优势资产，而g水平低就变成一种障碍。同样的道理，一个人所面对的日常事务及环境对个人提出的认知能力也存在很大差异。 一个人的g水平在日常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大小，取决于一个人所面对的这些事务及环境对他所提出的创新性及复杂性的要求的高低，也取决于这些事务及环境对其不 断的学习能力、判断能力及决策能力所提出的要求的高低。无论是赌客、雇主，还是银行家，他们都清楚的一点就是：有时候回报率的差别即使很小很小，往往都有 天壤之别，可以决定（一次交易的）的得失成败。因此，人与人之间的g水平，哪怕存在的差别并不大，在其一生的经济社会生活中，也同样会造成渐进式或累进式 的影响。

有的专家在总结前人大量研究文献中的重要论点基础上，提出了IQ对 个人生活状况的影响模式。比如，普适性智力水平处于中下等（IQ小于75者）的年轻人，其失业的可能性要大于那些略高于平均水平者（90左右）。智商较低 的女性，其未婚先孕的几率是智商较高的女性的4倍；而作为母亲，她们领取长期社会救济的几率则高达后者的8倍。平均而言，智商水平处于中下等的人，他们的 逃学几率、坐牢几率及生活处于贫困线以下的几率，分别是智力较高者的88倍、7倍和5倍。智力水平中下的个人，其离婚几率则比智力水平处于中上者高出 50％。

如果所比较类群的IQ值 差别再大一些（例如差别在30－50之间——译者注）的话，那么上述各个指标之间的差异程度就更加严重。至于IQ到底是通过什么方式而起到如此重大的作 用，还不是很清楚。但至少迄今为止还没有别的什么指标能够象IQ一样，可以如此深刻地反映它与这些严重社会问题（如贫困、救济、犯罪及辍学等）的关系，具 有这类社会问题的主要都是那些IQ低的个人及家庭。甚至家庭背景对这些问题的影响力，和IQ相比也相形失色。前不久，华盛顿特区的美国企业研究院的研究员 查尔斯·穆瑞（Charles Murray）也发表论文指出，IQ水平与种种社会问题之间的相关性，即使在同一家族的不同成员之间也非常密切，其密切程度和完全无关但IQ水平差不多的 陌生人相比甚至也几乎一样。同族兄弟姐妹的IQ差异可以很大，平均达到12点，而和任意陌生人的平均差异为17点。

75的IQ值 在现代生活中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临界值。IQ值处于这个水平上的人掌握小学课程知识的能力只有五五开（即平均只能掌握其中的一半），这些人如果得不到社会应 有的扶助，就很难在社会中独立承担其角色义务。而IQ达不到平均水平（约90——译者注）的个人及家庭，感染社会疾病（即有社会问题——译者注）的风险会 更高，即使不那么高，也还会明显危及他们的生活水平。而IQ高的个人，尽管可能也会存在毅力不足、性格缺陷等问题，或者没有机会为自己的知识、技能进行投 资，但在后工业信息时代，他们有可能得不到的东西，最多也就是是属于经济、社会层面上的出人头地（而一般不至于丧失最基本的生活内容——译者注）。

译文地址：http://www.yeeyan.com/articles/view/%E5%93%81%E5%91%B3%E4%B8%AD%E8%A5%BF%E6%96%87%E5%8C%96/31710

简介

想挑战自己吗？阅读这类专业性文章可能会比较费力，甚至痛苦。本文作者提出一个新的论点，认为不管存在多少可用来衡量一个人一生的幸福或成功的尺度，它们的背后还有一个更为客观、更为本质、更能说明问题的东西，那就是“普适性智力因子g”，这个g相当于数学的“交集”概念：即不管各种尺度表面上看起来有多大差别，但总有一个共性的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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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喜欢批判智力研究的人坚持认为：所谓普适性智力因素不过是一种故弄玄虚的说法而已，这种智力根本就不存在，而比较浅显的所谓“智力”，只是一个人有没有学习和掌握“有价值”的知识及技能——相对于某一特定文化环境而言——的机会所带来的副产品。的确，关于智力的概念以及按照这一标准而对人进行等级划分的做法确实是一种社会假象。然而，事实是g并不特指任何专门的知识领域或心理能力，这就足以说明g是可以独立于文化基础之外而存在的，它也不管你信不信智力的存在与否。而且对不同的社会类群所开展的测试也揭示了普适性智力因素具有同样的一致性。人们通过观察所发现的现象要么说明文化并非构成g的要素，要么说明文化所构成的是一个相同的g。无论所说明的是什么，都可从根本上消除社会上关于智力问题的各种异端邪说。

不仅如此，对g所开展的相关生理学和遗传学研究也彻底揭示出这一心理学现象的种种生物学机制。近十年来，北美、欧洲有不少科研队伍也先后发现大脑与普适性智力因素之间的若干关系。运用核磁共振成像技术表明：若剔除性别因素和体格因素之后，脑容积与IQ的相关系数为中等（0.4, 0最小，1最高），神经传导速度与IQ的相关系数也与此相同。与相对不那么聪明的人相比，聪明人的大脑在解决问题期间所耗费的能量要低一些。而各种反映不同性质的脑电波和IQ的相关系数则相当高（约0.5–0.7），例如，IQ高的人，其脑电波对那些最简单的感官刺激（如在听觉波长内的鼠标点击声）所作出的反应迅速而稳定。这些观察结果促使一些科研人员提出假说，认为g的差异是由神经元对信息的处理速度和效率的不同决定的。如果这种理论成立，那么环境条件确实能通过某种方式改变大脑的生理基础而进一步对g施加影响。

詹森及其他一些科研人员对所谓基本认知作业（ECTs，elementary cognitive tasks）所开展的研究工作，也拉近了g的心理学及其生理学之间的差距。这类心理测试作业完全没有多少知识成分，任何大人和大多数儿童用不了一秒钟都可以准确地完成。例如，在最基本的反应时间测试中，要求指示灯一亮，受试者的食指必须迅速离开原来所处的（键盘上的一个）键（基位键）而立即按下（按照指示灯要求作出回应的那个）回应键。在这一过程中，可测到两个数字：一个是从指示灯一亮到受试者释放基位键的毫秒数，这个时间叫做决策时间（decision time）；另一个是受试者离开基位键到按下回应键之间的毫秒数，这个时间叫做动作时间（movement time）。

在这样的测试作业中，虽然受试者智力的高低似乎不能决定动作时间的长短，但IQ水平较高的受试者的决策时间者会略高于那些IQ水平相对较低者。如果加大测试任务的难度，那么平均决策时间与IQ之间的关系程度则相应提高。这些结果进一步支持了这种观点，即智力可让人具备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而且要处理的问题越复杂，IQ的作用就越大。

ECT-IQ之间的相互关系，对所有参加测试者来说都具有可比性，而不分IQ水平高低、年龄大小、性别和种族差异。还有，（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的菲利普·费南（Philip A. Vernon）及其他研究人员所开展的试验（结果）也表明：（上述所测得的）两种时间数字说明ECT-IQ之间存在重叠性，这种重叠性几乎完全是由于那个共同的g因子决定的。两种反应时间所反映出来的既不是（受试者参与测试的）动机的不同，也不是他所采用的（应试）策略的差异，更不是（受试者）可能草草从事测试或日常事务的倾向——这种倾向纯属个人性格问题。实际上两种反应时间所衡量的似乎是大脑对信息的理解、整合与评估的速度。（虽然）ECTs及脑生理学方面的研究还没有断定决定这种信息处理速度的生物学因素是什么，但是，这些科学研究确实说明了一点：无论从神经水平上看，还是从IQ测试及日常生活中所必需的复杂信息处理水平上看，g都是一种非常可靠也非常普遍的（生理及心理）现象。

（虽然）智力与生物学之间存在相关性，却不一定能因此就说明智力是由基因决定的。可是，数十年的科学研究已经表明：人的智力具有天生的遗传差异，而且不同人在心智能力上所表现出来的差别主要是遗传基础决定的。去年春天（原文完成时间大约是2004年——译者注），英国心理疗法研究所的罗伯特·普洛民（Robert Plomin）所率领的一个国际科研小组就宣布他们发现与智力有关系的第一种基因。当然，基因只有通过与环境产生相互作用才能发挥其作用，而这种作用是通过提高个人形成经验性的经历的机会，或提高个人对这种机会的敏感性来实现的。这种普适性智力的差异，无论用IQ来衡量，还是用更为准确的g来衡量，从根本上讲都是由遗传和环境决定的，迄今为止所研究过的有关心理秉赋和态度等方面，比如性格、职业兴趣及社会态度等，无不如此，这对于这些专家而言都已经是老生常谈的常识了。尽管如此，最近所取得的一些科学发现同样令这些专家感到震惊。

首先，IQ的遗传特征竟然会随年龄的增长而表现得更明显，也就是说，随着人们年龄的增长，IQ的差异由遗传决定的程度竟逐渐提高。近十年来，明尼苏达大学学者小托马斯·宝查德（Thomas J. Bouchard, Jr.）所率领德研究小组，还有其他一些学者，都先后发表了不少有关单卵双胞胎（identical twins）及双卵双胞胎（fraternal twins）的研究论文，这些研究成果表明：学龄前双胞胎儿童的IQ差异有约40％是由遗传差异决定的，到了青春期，这个遗传因素占到了60％，而到了成人后期，该比例则提高到了80％。随着年龄的增长，不同个体所表现出来的智力差异与他们的遗传差异越来越惊人地相似。其中的道理，似乎是环境对智力的影响力逐渐减弱，并非随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加强。仔细想想，这其实也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人们在小时候，其生活环境总摆脱不了家长、学校和各种社会机构的影响，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人都会变得越来越独立，并倾向于寻找最接近其遗传癖好的生活空间。

令智力专家感到震惊的第二个科学发现是，一个家庭的兄弟姐妹所共同生活其中的环境对（他们的）IQ竟然没有多大影响。很多人至今还错误地以为，由于存在社会、心理、经济等的差别，不同家庭对（孩子的）IQ所造成的差别一定是持久的，并且是标志性的。行为遗传学家则把能带来这种效应的环境称为“共有（环境）（shared）”，因为这种环境对那些在一起成长的兄弟姐妹而言是共同的。研究表明，在孩子尚处于儿童的时候，尽管共有环境对IQ确实存在一定的影响，可是到了青春期以后，这种影响会被不断削弱。例如，被领养的孩子（在长大以后）的IQ与领养家庭的其他成员之间的相似性会逐渐丧失，而越来越象他们根本不认识的亲生父母的IQ。这些发现表明，兄弟姐妹既没有共同拥有他们所共同成长的环境所带来的影响力，也没有以同样的方式经历有关影响。现在已有更多的行为遗传研究，其研究重点还是这种仍然属于神秘现象的（心理发展）过程，即环境到底是通过一种什么样的过程而使家庭成员（的智力表现）越来越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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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机会平等，结局却可能有天壤之别……或许这正是人们在智力问题上矛盾重重的现实原因。译者计划推出一个专题，敬请关注，也欢迎大家踊跃讨论。

关于智商问题，尽管有些言论颇受欢迎，但有一个称为g的单一智力指标，还是可以用IQ测验的形式测算出来的，而且这个g确实能够预测人生是否成功。——琳达·格弗雷森（Linda S. Gottfredson 特拉华大学教育学教授、特拉华－约翰霍普金斯智力与社会研究项目负责人、社会学家、职业发展研究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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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心理学领域，还从没见过有什么课题会象人类智力这样引发公众的剧烈争论。人与人之间到底是否存在总体智力上的差异？为什么会存在差异？这些问题从一开始就不幸成为与政治社会事务关系密切的重大问题。于是乎，即使最有建树的科学发现，也成为模糊不清的东西，甚至被曲解了。有的记者还经常发表一些关于智力研究的观点，而这些东西与大多数专家的观点正好背道而驰。这些原因和其他各种原因纠结一起，使公众对智力知识的了解远远滞后于对智力问题的担忧。一些在公开场合讨论智商问题的专家，似乎觉得自己一下子掉进了爱丽斯梦境中的兔窝里——不知如何是好了。

把认知能力作为反应智力水平的单一维度到底有没有用处？其意义到底何在？这两个方面是人们关于智力及智力测试争论不休的核心问题。到底是否存在我们一般叫做“智力”的普适性心智能力？智力在人的一生中真的那么重要吗？数十年的智力研究成果告诉我们，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毫不含糊的。不管心智技能的测试方式和内容如何，其结果总是无一例外地说明有这么一种普遍性因素的存在，这种因素会透过认知能力的方方面面表现出来，并且会给人们的生活质量带来实实在在的重大影响。IQ测试所反映的智力水平是已知的唯一能有效预测个人的学习成绩及工作能力的因素。不仅如此，智力还可以预测个人幸福的其他方面，包括一个人的离婚几率、逃学机会、失业可能性或者子女违法几率等等。

迄今为止，从事智力研究的绝大多数科研人员对这些科学发现都深信不疑。而在报刊上，在公开论坛上，这些事实往往遭到驳斥、压制，或被略过不谈。人们对智力问题的理解存在如此严重的偏差，足见人们根深蒂固的观念与坚不可摧的现实之间是怎样的一对矛盾。这种固有观念，往往表现为对智力研究的口诛笔伐。持这种观念的人认为，人的能力是天生平等的，而社会的不平等只是权利的不公平造成的。而这个坚不可摧的现实又是什么呢？就是大自然这个母亲是那么偏心和不公。人们的潜在智力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他们生来如此，这正如他们出生之时其预测身高、身材长相、艺术天赋、体育技能及其他种种才艺那样，本来就不可能完全平等。虽然人们此后可以通过锻炼而充分发挥这些潜能，但无论这种来自社会的改造工程有多大，都无法从根本上把千差万别的心智机能修复得平平整整，毫无差异，而最终实现智力上的完全平等。

当然，影响一个人的幸福机会及成功机会的因素不可胜数，包括各种各样的禀赋、各种各样的心智能力，还有各种各样的品质和性格，等等。但是，我们要谈论的是一般性或普适性的心智能力，即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心智能力。在个人自由没有受到严重压制的条件下，这种一般性智力水平的差异可能导致社会（地位的）不平等。机会平等与结局平等之间所存在的差距，或许正是美国人在智力课题上头疼不已的最大原因。其实，美国公众仅凭直觉就知道解决这个课题有多么重要：如果要他们来排列影响个人生活质量的各种要素，他们会把身体健康放在首位，而智力则紧随其后位居第二。如果能采用一种真正反映人们智力差异的方法，相信全社会对这些差别的态度会更为宽容，从而也能把这些差别所带来的不平等缩小到最低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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